【文/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少卿】
1月3日深夜，当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夫人戴着镣铐、衣衫潦草地出现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以北的一处机场时，特朗普是如此描述这场举世震惊的跨境军事突袭的：美国“抓捕”（captured）了马杜罗，“这场大规模打击”（a large scale strike）是“与执法部门联合实施的”（in conjunction with U.S. law enforcement）。
同日，美国犹他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迈克·李在社媒X发文称，马杜罗将“在美国就刑事指控接受审判”（stand trial）。
事发突然，我们国内的很多媒体也不假思索地直接翻译转引外媒报道，在自媒体圈和社交平台上甚至出现了一波吹捧美国“神兵天降”的赢学叙事，忽略了美国这套说辞背后精心构建的司法隐喻。
展开剩余88%从法律角度来讲，“抓捕”属于警务词汇，而非战争语言。特朗普在短短两个音节中，完成了三重叙事转换：
其一，污名化目标。一国总统被剥离主权身份，降格为通缉逃犯；国家命运被简化为个人罪责。
其二，压缩行动尺度。一场涉及领空侵犯、多点空袭、特种部队跨境突入与海军舰队协同的复杂军事干预，在话语中被浓缩为“抓捕瞬间”，仿佛其余暴力只是背景噪音。
其三，安抚国内舆论。它预设行动是有限、精准且道德清晰的——美国人习惯为“抓到毒枭”欢呼，却会对“入侵他国”产生本能警惕，进而引发法律质疑与历史联想，这些都是华盛顿不愿面对的。
总而言之，“抓获”一词悄然完成了一项国际法无法承认的主张：美国并非越界动武，而是在“恢复秩序”。在这个语义框架下，侵犯领空等同于执行搜查令，特种部队成了执法人员，而一场实质上的政权更迭，则被包装成一次需要巡航导弹配合的“拘捕行动”。当美国在全球采取军事行动时，它却说得好像全世界都在其司法管辖之内。
这种修辞策略并非新发明，而是深植于美国的语言传统。19世纪，征服从来不被叫做“征服”（conquest）：原住民不是被击败，而是被“安抚”（pacified）；墨西哥割让的领土不是被强占，而是“放弃”（ceded）；菲律宾也不是被殖民，而是被“教化”（uplifted），并“为自治做准备”。暴力始终存在，只是名称不断翻新。
进入20世纪，美国也极少主动承认自己在“发动战争”，除非别无选择。政变被称作“政权更迭”（regime change），代理人战争被包装为“反叛乱行动”（counterinsurgency），空袭则被轻描淡写地称为“拦截”（interdiction）或“施压”（pressure）。越战从未被国会正式宣战，而是长期以“警察行动”（police action）之名进行。“9·11”事件之后，酷刑更是以“强化审讯技术”（enhanced interrogation）的名义重返官方话语——这一表述不仅柔化了行为本身的残酷性，更将其嵌入技术管理的语境之中，仿佛痛苦只是参数设置问题，而非道德抉择。
这套话语的核心目的，并非欺骗世界（世界并不容易受骗），而是规训美国国内公众的认知，让美国的暴力听起来像一套冷静、理性的程序，而非充满争议的政治行为。
深受美国控制的北约，则将这种“去人化的抽象”推向极致。它从不“轰炸城市”，而是开展“空中行动”；平民不是“被杀死”，而是遭遇“附带损害”（collateral damage）。暴力被拆解为系统、效能与评估指标，每个术语都经过精心打磨，只为最大限度拉开与道德责任的距离。
这种语言既契合北约自我标榜的“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维护者”形象，也为西方社会提供了一种心理缓冲机制：在缩略词、简报图表与技术报告的遮蔽下，战争得以持续运转，而其真实代价却被延迟感知、模糊处理。
以色列的语言策略采取了不同路径，但同样具有高度自觉性。其对加沙的军事打击几乎从不被称为“进攻”，而是冠以精心设计的行动代号：“铸铅行动”“护刃行动”“护墙行动”，仿佛以军是在“防御与守护”。
从“监狱”到“地狱”，巴以冲突后的加沙惨状新华网
这些名称本身即是一种论证：在事实发生之前，立场已然确立。它们强调“必要性”“不对称威胁”与“自我克制”，为后续一切破坏预设解释框架。即便造成大规模伤亡与废墟，语言仍坚持将其呈现为“保护”的副作用，而非权力主导下的主动选择。
而日本，则堪称这场“文字战争”中最复杂、也最具争议的案例。其语言策略远不止于操作层面的委婉修饰，而是深度介入对历史记忆的塑造，甚至重新定义国家的道德责任。在这里，语言的功能是让昔日的暴力在不引发道德不适的前提下被消化吸收：如果说美国将战争重新定义为“执法”，那么日本官方话语则将战争重构为一种非人格化的过程，即“发生”之事，而非“实施”之事。
最臭名昭著的例子，莫过于用“進出”或“進軍”来描述对中国的侵略，刻意回避“侵略”一词。1931至1945年的中日战争，在日本保守派叙事中常被称作“支那事变”或“大东亚战争”。“事变”二字尤具深意——它暗示事件具有局部性、偶然性与模糊边界，远不及“战争”那般需要彻底清算。将一场系统性入侵与殖民占领轻描淡写为“事变”，实则是国家通过修辞手段，将历史灾难悄然微缩。
这种策略广泛渗透于日本的官方声明与教科书之中。被动语态成为标准语法：平民“丧生”，而非“被杀害”；劳工“被动员”，而非“被奴役”。南京大屠杀被降格为“南京事件”，且常附加“所谓”“据称”“存有争议”等限定语。
最具国际争议的，或许是“慰安妇”——“慰安”二字暗含关怀、服务乃至自愿之意，在句子尚未展开之前，便已将强迫、暴力与制度性奴役从语义中悄然抹除。这不是赤裸的否认，而是一种系统性的稀释：通过语法结构持续抽空责任主体。
将这些看似迥异的案例串联起来的，并非意识形态，而是权力的不对等。行为体越强大，就越有动机将暴力重新命名为别的事物。称之为“战争”，意味着承认对手的存在，并接受冲突的不确定性；而称之为“执法行动”“抓获”“维稳”或“事变”，则是在意义层面先行确立控制——不仅控制领土，更控制叙事。
日军慰安所内的慰安妇在做政治宣传表演
正因如此，这些词语选择才会在受害者一方激起如此强烈的愤怒。对中国和韩国而言，日本的措辞绝非中性表达，而是对历史伤痛的持续侵害；对加沙人来说，“护墙行动”不仅是技术术语，更是在废墟之上追加的精神羞辱。在这些语境中，语言从来不是事后的修辞装饰，它本身就是暴力的一部分，是支配关系在符号层面的延续。
从这个角度来讲，当代战争很少再以诚实的面目登场。它往往披着文件、术语和看似无害的形容词出现，仿佛暴力本身也学会了出席听证会时该如何着装。在第一枚导弹发射之前，真正的前哨战常常已经在语言中打响——围绕该如何命名这场行动，哪些动词可以使用，哪些名词必须回避。这并非那种靠“金句海报”刷屏的粗放式宣传，而是一种更隐秘、也更持久的认知战技术：通过语言的精密编排，把强制重塑为“管理”，将战争降格为“日常事务”，对暴力实施一场战略性的语义驯化。
正如前文所分析的，美国至今仍是这方面的执牛耳者。而部分中国媒体在报道美国官方言论时，常常不加辨析地直接引用原话，有时甚至全盘接纳其语义框架。这一现象表面令人费解，实则有其深层逻辑。问题的关键，往往不在立场偏差，而在于议程被俘获、贪图叙事便利性，以及全球话语生产体系中根深蒂固的结构性不对称。
首先，这是信息层级的现实约束。在当代全球新闻生态中，美国官方声明——尤其是总统的言论——仍被默认为“权威信源”的顶端。它们发布迅速、格式规范、便于直接引用，且早已经过精心包装以适配国际传播。
对于采编资源有限、海外触角薄弱、又面临截稿压力的媒体而言，照搬原话常被视为“中立”甚至“专业”的做法。但引用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行为。当特朗普说“抓获马杜罗”，而媒体未加引号、未加解释地转述时，这套将主权侵犯伪装成执法行动的语义装置，便悄然植入中文语境，潜移默化地塑造读者对事件性质的理解。
其次，这是一种讽刺策略的误判。部分媒体或许认为，重复特朗普生硬、法律化甚至荒诞的措辞，能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”，让美国的傲慢自我暴露。然而，讽刺若无明确标记，极易被误读为认同。在缺乏语境提示和受众认知战素养的情况下，这种“原样呈现”非但未能揭露话语陷阱，反而成了其自然化的推手——本欲拆解的霸权修辞，却在无意间被放大传播。
观察者网读者跟评
第三，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话语路径依赖。现代国际政治的诸多术语——“制裁”“行动”“执法”“失败国家”“政权合法性”等——几乎全部诞生于西方，尤其是美国主导的舆论场。即便持批判立场的报道，也往往被困在这一词汇体系内，因为替代性概念要么尚未成熟，要么被认为“国际上难以理解”。结果是，批评听起来像是异议，却仍在对手设定的规则下进行辩论，如同用敌人的棋盘下自己的棋。
第四，这是职业化媒体逻辑的妥协。冲突易于报道，框架却难以构建。要真正解构“抓获”一词背后的法律虚构，需慢下来解释：何为国家主权？跨境军事拘押是否构成侵略？国际法如何界定此类行为？这既耗篇幅，又需专业知识。而顺着美国的叙事节奏，则可快速成稿、抢占流量。于是，一些媒体在效率与深度之间选择了前者，不自觉地踏着华盛顿的鼓点起舞。
最后，也是最令人不安的一点，是一种语义上的不安全感。数十年来，全球政治话语的标准始终围绕美国范式运转。偏离这套语言，仿佛就脱离了“主流对话”，哪怕所谓“主流”本身早已被扭曲。于是出现一种矛盾现象：一些中国媒体在内容上激烈批评美国政策，却在语言层面保持顺从；在谴责其行动的同时，却沿用其命名方式。这种“批判中的依附”，恰恰暴露了话语自主性的缺失。
这再次印证了当代权力的不对称：强权不仅决定事件如何发生，更决定事件如何被讲述。当中国媒体不加剖析地复述“抓获”“行动”“执法”等术语时，即便主观上反对美国政策，也在认知战场上做出了实质性让步。
更具战略成熟度的应对之道，并非提高谴责的音量，而是追求词汇的独立性。这意味着：拒绝让这些经过精心设计的术语不经审视就进入报道；坚持使用更能反映事件法律与政治实质的语言，例如将“抓获”称为“强行控制”，将“行动”还原为“军事干预”，将“执法”置于“侵犯主权”的语境下加以质疑。
若不能持续做到这一点，美国就将持续享有某种微妙却强大的优势：它不仅能率先行动，更能率先定义。
归根结底，语言的操控不仅是权力投射的工具，更是认知治理的武器。掌握这一技艺的国家，无需说服公众“暴力是正当的”，只需让公众相信，暴力是常规的、有限的、已被妥善管理的日常程序。当“入侵”被说成“抓获”，当“战争”被包装为“治理”，最危险的转变已然完成——不在战场，而在句子之中。
那些未能建立自身语义体系的媒体，哪怕在立场上坚定反霸，也可能在语法层面先行缴械，成为对方认知战中的无声盟友。
帝国曾以战鼓与宣战书宣告自身意志。今天，它们更偏爱备忘录、委婉语与司法隐喻。武器变了，野心未改。真正进化的，是一种更深的自信：只要命名得当，暴力终将不再听起来像暴力。
发布于：上海市无优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